生活中的李佩。

郭永懷和李佩的結婚照。

“光桿司令”的教育拓荒

有詩人說，“生命之歌沒有年紀”。1977年恢復高考后，研究生制度也逐漸恢復。就在李佩調任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的1978年，全國各地的883名首屆研究生聚集到了研究生院。

培養的高級科技人才，不學外語顯然不行。然而，“文革”十年，我國英語教學人才出現嚴重的青黃不接。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籌備之初，院長嚴濟慈找到李佩，邀請她出任外語教研室主任，解決研究生院的英語教學問題。

其時，李佩這個外語教研室主任幾乎就是一個“光桿司令”，整個教研室只有3位從北京大學英語、法語和德語專業剛畢業的工農兵學員，根本無法為800多名研究生開齊外語課。招募外語教師成了李佩當時的頭等大事。

于是，李佩將目光鎖定在“文革”期間中國科大南遷合肥時那些戶口留在北京的外語老師身上。這批不同語種的教師，成為當時外語教研室的班底，但即便一位老師負責兩個班的課，師資依然不足。

無奈之下，李佩只能一方面請大學教師兼職，請退休教師授課，另一方面辦應用語言學研究生班，自己培養師資。有意思的是，在招募教師的過程中，不少打成“右派”蹲監獄或發配到邊遠地區的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教授都被李佩找了出來。黃繼忠、許孟雄就是李佩找出來的“右派”教師。

李佩的一位同事告訴她，當年北大有一位名為黃繼忠的英文教師，課講得特別好，后來被發配到銀川一個農場勞改，而因家在北大，所以每年都會回北京。幾經周折，李佩找到黃繼忠，并說服黃繼忠回北京從教。在李佩的幫助下，黃繼忠調回北京。

多年后，黃繼忠去了美國，并在紐約州東北部的一所大學開了一門東方文化的課程。在美國，黃繼忠將《論語》翻譯為英文。之后，英國牛津大學有一個“世界經典”項目，從每個國家收集一本代表該國文化的書出版，黃繼忠的這本書被選中，再次出版。

“三顧茅廬”式的尋師之旅，對于李佩來說，終生難忘。在李佩的人生詞典里，“許孟雄”這個名字讓她印象深刻。許孟雄被劃成“右派”后，離開了原任教的中國人民大學。李佩打聽到許孟雄1978年回到北京后，在海淀區教育局辦的中學英文教師補習班上課。于是，在海淀區一個胡同的一間矮小房子里，李佩找到許孟雄，誠邀他到研究生院上英文課。

許孟雄調入研究生院后，李佩慶幸自己“揀”到一塊真金——因為，早在20世紀60年代，國內英語學界就有“北許南葛”之說，“南葛”是指上海復旦大學的葛傳，“北許”即是許孟雄。

在研究生院，只要許孟雄上課，外語教研室的老師們都會去旁聽。他的課講得非常生動，一個看似簡單的“in”和“on”搭配，他都能有滋有味地講兩個小時。研究生院的從教經歷，也讓許孟雄名聲大噪。1979年1月，鄧小平訪美的英文文件，最后都是由他幫忙定稿把關。

每思及此，李佩就會為當時在改革開放初期從事的外語教學工作感到欣慰。因為，國門初開的中國，外語就如同是工人手中的錘子、農民手中的鐮刀。

其實，盡管李佩想了很多辦法，從“右派”中招募了一些成熟教師，但仍無法解決長期以來外語師資短缺問題。時任中國科大黨委書記馬西林對李佩說：“現在各大學和研究所都在招研究生，你為什么不招一批學生來自己培養外語師資呢?”李佩說：“我沒有這方面的經驗，而且我自己也只是個講師。”馬西林立刻說：“不要管職稱，能干就行，經驗都是從實踐中得來的呀！”

李佩覺得馬西林的話有道理，立刻著手招生。當時，多數學校已招生完畢，通過調劑，加上別的單位代培的，李佩的師資班一共招收了25名學生。

辦英語師資班，李佩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盡快充實英語師資力量。所以，當時給學生開課的老師都有獨特的專長——講翻譯原理課的是翻譯安徒生童話集聞名的翻譯家葉君健；開語言學概論課的是美籍老師；講翻譯技巧的是許夢雄。

“作為研究生院的外語老師，不能只會教外語，還應當有一點科學常識，才能和學生有共同語言！”李佩特意請外教給師資班學員上普通物理課。這個英文師資班，后來也成了教育部辦師資班的原型。

在自己培養師資的同時，當時的研究生院還招聘了一批外籍英文教師，他們為李佩帶來了托福試卷。李佩發現托福考試更注重聽力和閱讀，她從中受到許多啟發，并在國內第一個用托福方式出考題。李佩還通過研究美國密歇根大學的英文試卷來改進她的教學方法。彼時的密歇根大學對英語有特別的要求，研究生在通過標準考試后，還必須通過“密歇根測試”方可入學。

在中科院系統，不少人都對李佩印象深刻。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的談慶明研究員說：“李佩的眼光非常尖銳，觀點極高，極其認真，盡管她的年紀大了，但她始終走在社會的前面。”

1978年，中科院秘書長郁文訪問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邀請該校語言學系主任坎貝爾為中科院舉辦出國人員英語培訓中心。坎貝爾來中國幾次后，對李佩說，美方的老師們對中方派給他們配合工作的年輕人很滿意，而他本人在給師資班學員講課時也發現，這些學生不但英語水平好，對國外的社會情況也熟悉。

坎貝爾好奇地問李佩：“這些學生是如何培養出來的？”李佩詳細地告訴了他招生和開課的情況。坎貝爾立刻就說：“你這是目的性很強的定向培養，不是一般的語言學，可以叫做‘應用語言學’。我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那邊培養的學生也大多是到學校教書，我回去后就把我們系改為‘應用語言學系’”。

當年，美國一家語言教學研究雜志在一篇文章中，稱李佩為“中國應用語言學之母”。 

[責任編輯：楊凡、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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