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尋河探運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原標題：尋河探運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尋河探運

京杭大運河百年來首次全線通水 中華“命運之河”的歷史記憶也在疏通

（ 2022-12-30 ） 稿件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年終報道

本報記者劉夢妮、張典標

冬日暖陽下，北京通州西海子公園的燃燈塔佇立在藍天下。風吹過，塔身飛檐懸掛的風鈴開始搖曳，不時發出悅耳的叮鈴聲。

過去，南來的跑船人經歷數月艱辛，一看見燃燈塔心里就踏實了。這是京杭大運河的北方終點。

2022年4月，全長約1794公里的京杭大運河，終于迎來100多年來首次全線通水。人們不禁暢想從北京到杭州泛舟觀光的場景，也會帶著懷古幽思走進大運河的歷史，從這條承載家國興衰的“命運之河”中理解中國。

早在通水前，對于這條南北大動脈，考古工作者梁紀想一方土地一方土地勘探過，攝影家劉世昭一個鏡頭一個鏡頭記錄過，作家徐則臣一步一字地考察書寫過。

對他們來說，今年同樣是不同尋常的一年。梁紀想投入到通水清淤時挖出的沉船研究；劉世昭將自己跨越35年兩次騎行大運河時拍下的珍貴照片捐贈首都博物館；徐則臣仍在繼續著他的運河文化探索與推廣。在他們眼里，這條世界上開鑿最早、規模最大的運河，不僅是人類偉大水利工程的歷史見證，更承載著文化、歷史、經濟……滋養著運河兩岸。

一個“運河考古人”的“執念”

在滄州文旅局文物保護中心副研究員梁紀想看來，通水保護了文物。“大運河斷流的時候，好多人在運河邊挖掘當年沉船留下的銅錢、瓷器。現在通水了，這種現象也消失了。”

早在2004年，梁紀想就和同事踏上了京杭大運河滄州段的調查之路。

歷史上的滄州因運河而興。“長河日暮亂煙浮，紅葉蕭蕭兩岸秋。夜半不知行遠近，一船明月過滄州。”清代孫諤的《夜過滄州》，為人們勾勒出當年京杭大運河滄州段通航的美景勝境。

而當梁紀想他們開啟調查時，京杭大運河滄州段已斷流多年，“干涸的河道里長出了草，還有人在河里放羊。”

調查中，梁紀想見到了很多耄耋之年的老人，都盼著運河能再次通水，“老百姓對運河很有感情，還口口相傳著當年運河纖夫的故事。”

從滄州青縣與天津交界的九宣閘開始，梁紀想和六七個同事分成兩個小組，沿著運河兩岸徒步走到滄州吳橋。

他們帶著GPS、尺子、手鏟、背包、相機等工具，白天做田野調查，晚上整理資料，200多公里的京杭大運河滄州段，他們走了一個多月。歷史上這段運河彎多水急，這次調查的重點是那些不幸葬身運河的沉船。

“我們主要是探訪運河兩岸的村子，調查村里老人所了解到的運河沉船情況，包括沉船的位置、大概的年代，這些信息都是一代代口口相傳下來的。”梁紀想說，去年年初，京杭大運河滄州段清淤時，在泊頭挖出了一艘沉船，地點跟當年了解到的基本一致。

一個多月里，梁紀想和同事們記錄下20多個沉船點。其中，大多數沒有歷史記載。

運河兩岸廢棄的磚窯，也讓梁紀想印象深刻。“這些磚窯離運河特別近，主要是方便運輸。”梁紀想解釋，“燒制的磚專供北京城墻、宮殿和廟宇。每塊磚差不多五六十斤重，上面還刻著年號。”

當時，村里好多老房子、圍墻包括豬圈，都是用這些廢棄的磚修建的。梁紀想他們收集了一些磚，送到省博物館保存。

調查結束后，梁紀想輾轉河北多地進行考古勘探，但一直沒有離開運河。他曾在河北省大運河申遺辦公室工作，親歷了京杭大運河申遺成功的喜悅。

隨著京杭大運河全線通水，滄州再次享受到運河水的滋潤。

梁紀想的家離運河大約一公里，他晚飯后常常去運河邊散步，“這一帶現在漂亮多了，走在運河邊，跟過去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

作為考古工作者，他希望所有的沉船一直安靜地留在河底，“這其實是一種保護”。因此，他們當年調查出那些沉船點后，一直沒有開挖。

泊頭河道發現沉船后，他們趕到現場看到，部分沉船被挖土機挖出，已經能看見船板了。“我們先用水沖刷船上的淤泥，然后估量船體長寬，再在周圍打木樁，把船整體吊出來。”

他們在上下游及沉船點附近都打了壩攔水，但大運河里有很多泉眼仍在冒水，導致沉船點附近的壩老是垮。梁紀想親自下河，參加挖掘和修建河壩，“在泥里干活，我穿著雨鞋雨褲，還是一身水、一身泥。”

2021年，在滄州段南川樓建筑工地上，又發現兩艘金元時期的木質沉船。沉船附近及船體上出土了銅錢、瓷器及其碎片。梁紀想說，金在北京設金中都，隨后元朝又在北京建立元大都，遙想當年，南來北往的貨船，在滄州的運河上絡繹不絕。

目前，梁紀想和同事們正投入南川樓沉船發掘出土文物的研究工作，除了拍照、錄像、繪圖、做標簽、文字描述，他們還將沉船浸入純凈水水池中，讓堿和鹽從沉船中排出。他解釋說，滄州鹽堿地特別厲害，所以要對沉船進行排鹽排堿處理。

神奇的是，經過排鹽排堿處理的沉船，外觀基本沒有變化，“可見當年做船用的都是好木頭。”梁紀想說。

一個“運河攝影師”的“騎拍史”

劉世昭也見識過滄州鹽堿地的厲害。

1981年，這位《人民中國》雜志攝影記者第一次騎行京杭大運河時，吃得最咸的地方就是滄州。

劉世昭記得，一小盤青椒炒肉絲，一頓吃不完。因為吃著跟咸菜一樣。在滄州沏茶，沏得再濃茶水也咸。35年后劉世昭再去，“就沒這事兒了，菜不那么咸了，而且各種口味都有。”

兩次騎行，劉世昭見證了運河沿岸和人們生活的變化。1981年，很多地方的老百姓都搞不懂什么叫改革開放。2016年，運河沿岸人們的生活因改革開放發生了巨大變化。

1981年6月，33歲的劉世昭和文字記者沈興一起，從北京出發沿著京杭大運河騎行，一邊騎一邊在沿岸的城市、村莊采訪。

他們避開了盛夏最熱和寒冬最冷的時間段，將行程分為4個部分，歷時400多天，在1983年1月到達杭州。

第一次騎行時還是用膠片拍攝，劉世昭舍不得隨便拍。但整個行程也拍攝了3000多張膠片，記錄下了改革開放初期京杭大運河沿岸的風土人情。

2016年春，已經退休的劉世昭，再次騎行京杭大運河。他直接從北京騎到杭州，歷時68天，拍了718G照片，按每張照片10MB計算，粗略估計有七八萬張。

兩次騎行，劉世昭最大的感受就是一個“變”字。這讓他欣喜，也讓他惆悵。

他向記者展示的京杭大運河照片中，有張第一次騎行時在常州簸箕巷拍攝的。充滿古典氣息的江南水鄉，沿岸民居與運河、舟楫、古橋融為一體。

第二次騎行到達常州后，他興致勃勃地想舊地重游，卻幾乎迷了路。

這次拍的照片中，運河拓寬了，古橋不見了，兩岸的民居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大片綠地，完全沒了過去的影子。

劉世昭指著第二張照片連連搖頭，“單看這張，你會覺得這城市挺好。有居民樓、寫字樓，綠化也好，但是跟過去一對比就忍不住想問，怎么弄成這樣了？”

那些消失的古香古色，讓劉世昭悵然若失。山東聊城大運河畔的山陜會館，是京杭大運河漕運的見證。第一次騎行路過這里時，劉世昭特意起了個大早。當時運河干涸，幾只綿羊在山陜會館前的河床上吃草。他舉起相機，把這份獨特的蒼涼之美定格下來。

多年后，他再次來到這里，改變最大的就是山陜會館前的大運河：寬闊的河面、清澈的河水、石砌的堤岸、整齊的欄桿……為運河通水而開心的劉世昭，心中依然有種失落，感覺眼前的景色修飾得太新了。

在天津，他最惦記的是當年吃過的大油餅。油餅直徑70厘米，重量估計在1斤以上，一口鍋只能炸一個。

這種大油餅是漕運時代的遺存，運河上的裝卸工、纖夫勞動強度大，又沒錢吃大魚大肉，就選擇這樣的大油餅來填飽肚子。

劉世昭拍下了攤主金寶成炸大油餅的場景，又買了一個和同事分而食之，兩個大男人就都吃飽了。

35年后，劉世昭在河西務幾經打聽才找到油餅攤子，可惜老金已經不在了，是他遠房親戚家的孩子在經營。油餅炸得薄了，吃法也不一樣，會根據顧客的口味添加作料及羊雜碎，比過去好吃很多。

“時代在變，人們的飲食習慣也在變，現在誰還會一口氣吃一斤的大油餅啊，”劉世昭感慨，“老百姓的生活富裕了，大油餅的消失是理所當然的。”

在蘇州運河上的船艙里，劉世昭的鏡頭記錄了一個三四歲的小男孩，被繩子拴在船上玩耍。這是1980年代初跑船人的生活。為了安全，船家常把孩子拴在船上。

如今，船家都上岸安了家，這樣的情景再也看不到了。

在兩岸風物的變遷中，古老的大運河見證了中國的變化，中國的變化也改變了大運河及其沿岸。

“看到了，拍到了，記錄下來，就覺得沒白跑。”74歲的劉世昭，這樣形容自己跨越35年的兩次京杭大運河騎行。

第二次騎行結束沒多久，劉世昭體檢查出癌癥。“如果晚一年，估計騎行就干不成了。”他感慨地說。

好在他恢復得不錯，現在出門也愛騎車，天氣好的話每天都要騎上10公里。

今年，劉世昭將自己兩次騎行大運河時拍下的照片全部捐贈首都博物館。記者上門采訪時，他正在整理膠卷，桌上堆著幾十盒膠卷盒子。“作為攝影人，我要把見到的盡量記錄、保存下來，因為這就是運河的歷史。”

一個“運河作家”的“運河觀”

梁紀想挖掘的運河沉船，也被作家徐則臣寫進了小說《北上》。這本2019年獲得茅盾文學獎的小說，開篇就是一份京杭大運河沉船考古報告的摘錄。

徐則臣寫了20多年大運河。大運河通水前，他在接受采訪時感嘆，“大運河已經死掉了一半，濟寧以北早已斷流，很多河道已經湮滅。”

如今全線通水，他認為也不能代表大運河的再生——通水只是物理意義上活了，更重要的是挖掘大運河文化和精神上的內涵，真正“喚醒”大運河。

其實，徐則臣對大運河的認識，也經歷了從物理意義到精神意義的轉變。

徐則臣的故鄉在江蘇東海。小時候，學校門口就有一條運河。夏天在河里游泳、打水仗；冬天自來水管被凍住，大家拿著牙刷、端著臉盆在河邊洗漱。“我從小跟水的關系就很親密，那時河流對我來說，只是有用而已。”

18歲在江蘇淮安上大學時，徐則臣第一次見到京杭大運河。“從我們校門往南步行10分鐘，就是運河。一些跟京杭大運河有關系的古跡，比如清江閘、清江浦，就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多年以后，當徐則臣開始寫作時，自然而然地寫起了運河。但對當時的他來說，寫運河跟寫別的河沒有區別，“運河只是故事的背景。”

直到2014年，京杭大運河申遺成功。徐則臣和出版社朋友聊天時撞擊出火花，決定寫一部關于京杭大運河的長篇小說，讓運河故事由背景走向前臺。

接下來的4年里，徐則臣做了大量田野調查和案頭工作。市面上關于京杭大運河的書，能找到的他基本都看了。劉世昭的《流淌的史詩——京杭大運河騎行記》，他也翻閱過。

徐則臣還一次次從工作地北京出發，把運河沿線重要城市和水利樞紐走了個遍。他遇見很多在運河邊畫畫和拍攝的人。在《北上》小說里，他創作了孫宴臨這個人物。小說中孫宴臨潛心研究過郎靜山的攝影作品，而郎靜山的家鄉就在淮安。歷史的真實和小說虛構就這樣交織在一起。 大多數時間里，徐則臣漫無目的地走走看看，河水的流向、流速、清澈度，河道彎曲程度，岸邊的莊稼、植物、建筑、游玩的人……他都感興趣。他也不知道這些細節在寫作中會不會用上，但就這樣積累了豐富的素材。

有一次，徐則臣去德州出差，想順便到運河邊看一看，卻找不到河道。他問路邊躺椅上乘涼的老大爺運河在哪。順著大爺手指的方向，徐則臣一看，那不是一條路嗎？上面已經長滿了荒草。

老大爺說，他小時候還經常在那玩水，現在已經變成路了。

這件事讓徐則臣有一種滄海桑田之感。“千年的大河最后成了路。我們過去對運河的保護的確不夠，或者說我們沒意識到運河的重要性，現在好多了，各地都很關注運河。”

“它不僅僅是一條河，還是理解中國歷史的線索和脈絡。”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徐則臣發現京杭大運河功能性意義之外，還承載著中華文明與悠久歷史。

徐則臣認為，隋唐以后，中國大一統趨勢之所以越來越強，是因為京杭大運河把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5大水系聯通起來，打破過去南北政治、經濟、文化上的隔絕，實現了連接與交流。

除此之外，中國文化跟水有密切關系，水流的方式影響了中國人的思維。

“這些觀點都是我琢磨出來的，不知道專家會怎么看。”徐則臣說，“但顯而易見，沒有這條河，中國歷史會是另一番樣子。”

創作《北上》時，徐則臣曾寫過運河流經徐州，但審稿專家指出，那一年京杭大運河變道，沒流經那里。于是他把那一大段故事全部刪掉了。

他告訴記者：“如果純粹寫一條想象中的運河，我可以隨便寫，但我希望能寫出一條真實的運河，那么這種硬傷是不能有的。”

徐則臣剛開始寫運河時，關注京杭大運河的人并不多。“那時我覺得這無關緊要，后來寫《北上》，發現了京杭大運河的重要，就希望別人也能關注它。”

在徐則臣看來，京杭大運河全線通水是推廣運河文化的契機。“有了眼前這條活生生的運河，我們就更有機會看到它的歷史文化價值。即使暫時看不到，只要運河一直在流，不斷觸動我們，早晚會讓我們產生探究的愿望。”

想爆料？請登錄《陽光連線》（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官方微博（@齊魯網）提供新聞線索。齊魯網廣告熱線0531-81695052，誠邀合作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