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中國地理與民族格局中的“藏彝走廊”

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中國地理與民族格局中的“藏彝走廊”

來源：光明日報

“藏彝走廊”是費孝通先生提出的一個民族區(qū)域概念，主要指川、滇西部及藏東橫斷山脈高山峽谷區(qū)域。因有怒江、瀾滄江、金沙江、雅礱江、大渡河、岷江六條大江自北向南流過，形成若干南北走向的天然河谷通道，這里自古以來就是眾多民族南來北往、頻繁遷徙流動的場所，也是溝通西北與西南民族的重要通道。此外，藏彝走廊是藏緬語民族活動的主要舞臺，民族種類繁多，支系復雜，由于獨特的高山峽谷環(huán)境，不但成為一條特殊的歷史文化沉積帶，保留大量古老歷史遺留，其民族文化現象也具有突出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是一個獨具價值的民族區(qū)域。

緣起：“北藏”“南彝”的地理格局

費孝通所以將之稱作“藏彝走廊”，是基于該區(qū)域民族分布主要呈“北藏”“南彝”的格局。“藏彝走廊”區(qū)域概念的提出有一個大背景，即1980年前后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社會各行各業(yè)百廢待興、欣欣向榮之際，獲得第二次學術生命的費孝通在思考一個問題——我國的民族研究如何繼往開來？任何繼往開來都離不開對過去的反思和總結，人們總是在“過去”中找到通往未來的路。他在反思中發(fā)現以往的民族研究有兩大弊端，一是按照行政區(qū)劃、二是按照單一民族單位來進行民族研究。有鑒于此，費孝通提出了開辟中國民族研究新局面的兩個基本思路，一是按照“歷史形成的民族地區(qū)”開展民族研究，二是從中華民族整體地域開展民族研究。“藏彝走廊”作為一個單獨民族區(qū)域的提出，正是費孝通將之視為“歷史形成的民族區(qū)域”的結果。因此，“藏彝走廊”區(qū)域概念，是在中國民族研究發(fā)生重要轉折關頭產生的，它標志著中國民族研究兩個大的轉向：一是從按行政區(qū)劃轉向按“歷史形成的民族地區(qū)”開展研究；二是從單一民族的研究轉向更加注重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當時，費孝通把中華民族整體地域初步劃分為“六大板塊”和“三條走廊”，“六大板塊”指北部草原地區(qū)、東北角高山森林區(qū)、西南角青藏高原、云貴高原、沿海地區(qū)、中原地區(qū)；“三條走廊”則是藏彝走廊、南嶺走廊和河西走廊。所以，藏彝走廊區(qū)域概念的提出，是從整體地理格局、從中華民族所在地域開展中國民族研究之新階段的一個標志，也是從民族走廊角度開展中國民族研究新局面的一個開端。

“藏彝走廊”區(qū)域概念一經提出，即在民族學界得到熱烈響應。1981年，中國西南民族研究學會在昆明召開成立大會，會上，在馬矅、李紹明、童恩正、何耀華、余宏木等學界前輩的倡導下，決定響應費孝通的號召，開展“六江流域民族綜合科學考察”活動，這是首次對藏彝走廊區(qū)域進行大規(guī)模綜合考察，不僅取得可喜成果，而且有力推動了我國民族研究的轉型。進入20世紀90年代，藏彝走廊逐漸成為我國民族研究的熱點區(qū)域。1992年費孝通寫給成都召開的全國首次藏彝走廊會議“藏彝走廊：歷史與文化學術研討會”的賀信中，有這樣一段闡述：“對這條走廊展開文獻和實地田野考察，民族學、人類學、民族史學家能看到民族之間文化交流的歷史和這一歷史的結晶。從而能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有一個比較生動的認識。”這是對藏彝走廊在中國民族研究中地位與價值的客觀、準確的概括。從此意義上說，研究藏彝走廊的價值決非“就事論事”，更不是只就“藏彝走廊”說“走廊”，而是要通過該區(qū)域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來觀察、認識中華民族的流動與形成，通過藏彝走廊來認識“民族之間文化交流的歷史和這一歷史的結晶。從而能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有一個比較生動的認識”。所以，對藏彝走廊研究的意義和價值，我們需要從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從中華民族整體地域來認識和理解。改革開放以來，藏彝走廊的研究不斷升溫，根本原因正在于藏彝走廊研究開創(chuàng)了中國民族研究的新范式、新格局。

回響：從更大視野把握“藏彝走廊”

如果把藏彝走廊放在更大的視野下，放在中國地理格局乃至中華民族整體地域來看待，我們能看到什么？這是認識藏彝走廊意義和價值的重要角度。

首先，藏彝走廊是青藏高原同云貴高原、四川盆地之間一個大的民族連接地帶。青藏高原的面積約占中國國土面積四分之一，青藏高原的地形是從西北向東南傾斜并逐漸下降。這樣的地形構造，帶來一個結果：它使藏彝走廊區(qū)域的海拔高度也逐級下降，成為青藏高原與云貴高原、四川盆地之間的地理過渡與連接地帶。由于海拔高度逐級下降，這里成為適合西南眾多民族生活的區(qū)域。所以，歷史上，分布于四川、云南境內的眾多民族不斷向這一區(qū)域遷徙、移動和滲透，使之成為眾多民族交匯和交錯雜居區(qū)域，也成為藏族與西南民族的交匯連接地區(qū)。費孝通認為，在藏彝走廊中我們能夠看到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縮影，正是就此意義而言。

其次，從南北方向上看，藏彝走廊是中國北方與南方民族之間溝通交流和發(fā)生聯系的重要歷史區(qū)域。藏彝走廊的主體民族是藏緬語族，主要包括藏語支、彝語支和羌語支，藏緬語族的發(fā)源地是今甘青河湟地區(qū)，新石器時代自漢語語族和藏緬語族發(fā)生分化以來，藏緬語族的先民即沿藏彝走廊南遷，逐漸流布于藏彝走廊及越南、緬甸等東南亞地區(qū)。今天云南因民族眾多而被譽為“中國的民族博物館”，原因在于云南是中國兩大民族系統(tǒng)發(fā)生交匯的地區(qū)，一是自東向西流動的百越民族系統(tǒng)，二是自北向南流動的藏緬語民族系統(tǒng)，這兩大民族系統(tǒng)在云南發(fā)生交匯，衍生和分化出眾多民族。

倘若我們從更大視野，從中國歷史演變與地理空間角度看，藏彝走廊多民族交匯格局的形成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它處于中國從東北到西南半月形文化傳播帶的南端。“從東北到西南半月形文化傳播帶”是童恩正發(fā)現并提出的一個重要文化現象，指出在從中國東北到西南的半月形地帶中，存在大量相似文化因素，該地帶在海拔高度、日照、年降雨量及農牧結合經濟類型等方面存在諸多共同點。因此，半月形文化傳播帶也成為歷史上北方民族頻繁遷徙流動地帶。許多北方民族在勢力壯大后，往往沿著該地帶西遷，如建立遼朝的契丹、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均沿著半月形文化傳播帶進入藏彝走廊區(qū)域。此外，許多北方民族也沿著藏彝走廊河谷通道南下進入云南，最典型的是蒙古族、回族等。由于中原地區(qū)往往有強大的政權，要越過這些政權自北向南遷徙幾乎不可能。而藏彝走廊是一個政治力量相對薄弱地帶。所以，歷史上許多北方民族通過藏彝走廊進入南方。如南宋末年，為實施對南宋政權的包抄，忽必烈率蒙古大軍從西北的六盤山穿越藏彝走廊南下云南，滅大理政權，形成對南宋的包圍之勢。明清時期，回族也多經藏彝走廊從西北南下云南，以致形成回民起義及建立政權。許多北方文化因素也經由藏彝走廊傳入南方。紅軍長征亦經由藏彝走廊地區(qū)北上，進入西北。所以，藏彝走廊是中國南北民族及文化溝通交流和發(fā)生聯系的重要區(qū)域與孔道，也是觀察和研究北方與南方民族交流接觸的重要歷史區(qū)域。

最后，東西方向上，藏彝走廊也是農耕區(qū)域與高原地區(qū)民族與文化發(fā)生聯系的通道和橋梁。盡管地處橫斷山脈，山脈河流均呈南北走向，但這種東西之間存在屏障的地形并未阻斷民族與文化的橫向交流。自明代中葉以來，穿越藏彝走廊的川藏道成為中央王朝經營西藏的主要通道后，藏彝走廊東西兩側的民族與文化交流得到顯著提升，川藏道不僅成為進出西藏的官道，漢族移民也大量沿川藏道涌入，促進了清代民國時期漢藏民族在藏彝走廊區(qū)域的大規(guī)模交往交流交融，今天藏彝走廊許多地區(qū)的社會及文化面貌，很大程度是在明清以來漢藏民族之間大規(guī)模交融和整合基礎上形成的。故有學者亦將藏彝走廊稱作“漢藏走廊”。此外，藏彝走廊區(qū)域另一個持續(xù)千余年的重要交流，則是漢藏之間的茶馬貿易與茶馬古道。歷史上銷往青藏高原的茶，主要產地是四川雅安和云南大理、普洱一帶，兩地的茶均是經由藏彝走廊輸送到青藏高原各地。因茶葉為藏人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故西藏地方將經由藏彝走廊的運茶路線稱作“黃金通道”或“黃金橋”。可見在東西方向上，藏彝走廊區(qū)域在連接漢藏民族及兩地間文化交流上同樣發(fā)揮著重要作用。

交匯：作為典型民族交往區(qū)域的長期探索

藏彝走廊作為民族種類眾多、支系復雜、民族文化多樣性突出的區(qū)域，其在中國地理和民族格局中的價值和意義，也體現在它是多民族交匯、聚居及文化交融的典型區(qū)域。

中國是歷史悠久的多民族國家，藏彝走廊作為民族眾多和文化多樣性突出的區(qū)域，其在民族交往接觸、和睦相處、和諧共居方面積淀了豐富的經驗與智慧，這些經驗與智慧大多散落于民間，猶如一座寶藏。

例如，在藏彝走廊南部滇西北十余個民族中，廣泛流行“弟兄祖先”傳說。傳說的基本模式是，在創(chuàng)世紀初，僅存一對兄妹，他們婚配生下幾個兒子，長大以后老大、老二和老三分別繁衍發(fā)展出相鄰的幾個不同民族。民族的組合各不相同，一般來說，既包括本民族和與自己相鄰的民族，也常常包括漢族、藏族這些大的民族。這種以“弟兄”即“血緣聯系”來闡釋民族關系的傳說，盡管出于主觀建構，但其功能和客觀效果不容小覷，在多民族密切接觸地區(qū)，它起到了拉近和改善民族關系的客觀效果。又如，在藏彝走廊多民族聚居區(qū)，人們日常生活相處主要遵循“求同”“求和”原則，主觀上淡化和模糊民族區(qū)隔與界線，文化上持開放包容態(tài)度，各民族在文化上相互汲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族之間通過文化共享構建出和諧、友好的民族關系等。

以上均是藏彝走廊多民族交往接觸中長期探索、積累的經驗與高超智慧。這些處理民族關系的經驗和民間智慧，可為當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寶貴借鑒。從此意義上說，藏彝走廊多民族交匯與密切接觸區(qū)域，蘊藏著我國多民族國家構建民族之間和睦關系、實現民族團結的諸多民間智慧與奧秘，這同樣是藏彝走廊區(qū)域在中國地理和民族格局中的意義與價值所在。

（作者：石 碩，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康藏史”首席專家、2019年度《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入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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