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嚴安生：奮而再起，高歌凌云

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嚴安生：奮而再起，高歌凌云

來源：光明日報

【求索】

151年前，中國開始向海外派遣留學生。歷史走到今天，每年有超過70萬人出國留學。2021年，留學歸國就業學生第一次超過百萬人。成千上萬的留學生，成了中國和世界聯系的紐帶，正在中國社會各個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站在今天這個時間點上，回頭看一百多年前的留學史，心中別是一番滋味。

我想起20世紀90年代初赴日留學時，在書店立讀的一件往事?！傲⒆x”就是站在書店書架前瀏覽。那時我剛走上漫漫的留學日本之路，心態還沒調整好。出國前，我在清華大學任講師，一個月工資134元人民幣，而日本書店里的一本小書通常也要幾千日元，是我在中國兩個月的工資。我覺得這些書太貴了，可又對最新的知識感興趣，于是，不時到書店立讀一兩個小時就成了習慣。那一日，忽然看到一本巖波書店出版的《日本留學精神史——近代中國知識人の軌跡》。這本摹畫幾代中國留日學生精神歷程的著作，獲得過大佛次郎獎，也獲得了第四屆亞洲太平洋獎。一位和自己同時代的中國人寫的中國人留學日本史能在日本出版，并且在日本得了獎，我著實覺得這位作者給中國人爭了一口氣。

那個時代，有一句話壓在整個中國學界頭頂上：“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辈粌H是敦煌學，中國在很多重要研究領域都很落后。拿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領域來說，當時最權威的著作就是實藤惠秀的《中國人留學日本史》。在那樣的時代，嚴安生先生的著作能夠出版并獲獎，其影響不僅在學術方面。

我們這一代研究日本的人，都對嚴先生有一份欽敬之情。

擁抱偶然：

成了教書先生

嚴先生經常講，他第一次與日本結緣是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嚴安生1937年11月底出生在武漢。那正是日本侵略軍進攻南京的時候，國民黨很多機構遷到了武漢，日本的飛機轟炸也跟過來了，幾乎每天都有。母親懷著嚴安生挺著大肚子“跑轟炸”，恰好他出生那天日軍沒有來轟炸。沒有空襲，沒有警報，沒跑防空洞，母親安安穩穩生下了這個孩子，所以給他起名“安生”。青年時代的嚴安生曾經覺得“安生”這個名字很不革命，是一個茍且偷生的名字，一直想改。后來聽母親講了這個過程，就決定不改名字了。嚴安生，是一個在日軍轟炸威脅之下平安出生的人。

嚴安生的父親很早就去世了，不識字的母親帶著他和兩個哥哥回到老家江蘇鎮江。日子不好過，經濟拮據，嚴安生沒有錢讀書。幸虧附近一所小學的校長有慈善心，看到這是個聰明孩子，就和嚴安生的外公約定，如果這個孩子學習成績在前三名，就可以讓他免費讀書?？恐贸煽儯瑖腊采x完了六年小學。

嚴安生讀六年級那年，趕上解放。他一直都清楚記得，有一天早上一起來，打開門，看到解放軍就在巷子里席地而睡，一點兒都沒擾民。14歲，嚴安生考進了南京師大附中。同學們都想為社會主義建設添一把柴，很多人都想學理工科。嚴安生的理想是為祖國建設尋找礦產，就準備報地質系。后來受數學老師影響，他也考慮過報天文專業。1955年前后，學校有一場演講比賽，因為正好看了一本小說《外交家》，嚴安生靈機一動，就拿“將來當外交家”這個話題做了個演講。他沒想到，那是決定自己一生命運的演講。1956年外交學院來南京師大附中招生，校長就推薦說，我們這兒有個小伙子的理想是當外交家，口齒也挺好。就這樣，嚴安生被保送到外交學院。

外交學院是日內瓦會議后為培養外交人才而籌建的，到外交學院學外交也是為了國家需要。嚴先生因為沒有英語基礎，原本被安排到英語二班（慢班）學習。開學的前一天，住在臨時宿舍的十個男孩子相約跑到電影院看一毛錢的學生場。一場電影看完，回來在大食堂圍著一個桌子吃飯時，旁邊幾桌的同學都看他們。原來，那邊演電影時，學院這邊臨時開了個動員會，學院新設立了一個日語班，十個因為看電影不在會場的男孩子，“自動”進了日語班。

我曾問過嚴先生，一下子進了日語這個小語種專業，心里很不滿吧？嚴先生回答說，沒有任何不滿，那時的想法是國家需要就是他們的志愿，“所以我們老老實實學”。

那時的外交學院是5年制本科，不過運動很多，一停課就是兩三個月甚至一個學期。嚴先生算了一下，真正在課堂上坐下來學習的時間，加起來不到一年三個月，所以連初級階段的日語都沒學完。

好在，嚴先生學習成績好，1961年留校教書，1962年隨日語專業進入北京外國語學院（今北京外國語大學）。嚴先生說，他后來的業務都是靠自己學，用的都是當時的政治文獻，最典型的就是《毛澤東選集》。那些文獻的日文翻譯是一些老日共或者日本戰敗投降后留在中國的日本人翻譯的，文字非常好。他一條一條對照來學，分出主語、謂語、賓語、修飾語，或者按照中日的語序對照、句型對照、用詞對照，“我按照自己的方法，逐漸把日語常用的句型、句法，包括常用的長修飾句、復句，都掌握了。有了這個本事，后來教書就不難了?！蹦菚r，學校開始要求用日語講課，怎么講呢？嚴先生的辦法是，在每學期開學前把課本里的范文全背下來，只要把課文背得滾瓜爛熟，就容易前后關聯，把課文講活。再往后，嚴先生就到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借閱日文小說。大量的文學閱讀，讓他漸漸對日文的世界有了更深領悟。

嚴先生說：“人生充滿了偶然，我擁抱命運的偶然?！比照Z越來越流利，語言越教越好，他成了一個極好的日語教師?？陕?，伴隨知識和閱歷的增加，他感到，只懂得語言不過是“口舌之徒”，要真正教好外語，需要追求語言之上的東西。

中年留學：

不滿足的半條命

2021年，嚴先生84歲。他幾次講到自己84歲的人生可以從42歲劈成兩半。42歲以前是一個人，一個單純教日語的“口舌之徒”，42歲以后是另一個人，知道要做學問。

1979年，嚴先生通過考試，成為改革開放后第一批公派去日本的留學生。當時，教育部選派了150多人去日本，理工科尤其工科的學生最多，學日語的只有十個人。

我曾好奇地問過嚴先生，作為“文革”后第一批出國的留學生，您對日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對于當時中日經濟發展的差距，嚴先生用了“天地之間”這個詞來形容。那時羽田機場已經落成，第一條跑道已經飛飛機了。出了機場一路看，首先高速公路、交通就刺激你，進入東京一片高樓大廈。一路震撼是很大的，心里會問“為什么”。日本的發達讓嚴安生陷入沉思。從那時候開始，他一直仰視的魯迅、郭沫若這些鼎鼎大名的人物，成為自己的留學前輩，這些前輩當年從事文學活動的精神歷程忽然被嚴先生用自己的身體感受到了。魯迅、郭沫若等先輩也是在國家落后的時候出國留學，他們也曾經歷過文明沖擊帶來的震撼、混亂，開始逐步思考。兩代人的感受在這時結合起來了，但嚴先生并沒有意識到即將到來的命運轉換。

年過四十，有了留學的機會，嚴安生的想法是要把日語教得更好，所以想學語言學，也報了東京大學語言學專業?？上|京大學本鄉校區那邊的語言學專業留學生招滿額了，他很偶然地被轉到東京大學駒場校區的比較文學比較文化專業，從此和比較文學比較文化這個專業方向結了緣。

在東京大學，他如饑似渴地吸收各種知識養分。當時，比較文學比較文化研究室主任佐伯彰一是留美的，其他骨干教師也大都是歐美留學回來的，深受比較文學領域的法國學派、美國學派的影響。其中芳賀徹等三四個學者想建立東亞的比較文學，設想至少在起點上有中國、韓國、日本學者共同對東方文學的一些基本問題進行研究。這些學者在日本比較文學界形成了一種勢力，特點既不是典籍的思想研究，也不是歷史年表式的平行分析研究，而是注重對人的研究。他們專門研究留學問題，有的學者專門研究日本人海外的留學生活，研究文化沖突、文明沖擊，討論文明落差給東亞地區的人們造成的影響，帶來的精神變化，以及知識結構如何轉變。還有一些學者發起文化摩擦研究會，專門探討不同文化各方面的摩擦，包括觀點、思想觀念方面的摩擦，也包括生活小事上的摩擦。嚴先生也參加了這個研究會。來自中國的這位中年教員，就坐在那里靜靜聽著一群青年人切磋琢磨，思路有點跟不上，但很受刺激。他慢慢認識到，文化研究實際上是可以具體而微的。

兩年修業期滿歸國，嚴安生已經非復吳下阿蒙。他就像一塊神奇的海綿吸滿了知識之水——在駒場，他看到日本東京大學的師生如何研究和分析明治時期日本留學生的海外經歷，看到了他們如何通過文化摩擦的細節審視和分析人的精神變化。更重要的是那縷漂浮在智慧之水上的靈氣——他從自己的留學生活中，體會到了曾在日本留學的先輩們的精神世界，和他們發生了深刻的精神共鳴。嚴安生研究留學日本的先輩們的精神史，一個巨大的動因就是來自現實生活觸動而獲得的這種共情，“我自己遇到的苦惱讓我一下感受到了留學先輩的苦惱，一種力量推動我必須要追蹤先輩們的精神世界”。把自己所感受到的靈魂震撼、精神沖擊和思想探索表達出來，是他從事留學生精神史研究的動力。一個單純教日語的“口舌之徒”，就這樣開始了自己的學問之路。

從1979年赴日留學起，嚴安生開始關注留日學生的精神世界。1981年歸國后，他一邊教書，一邊不斷深化對這個專題的研究。他跑遍了北京城內的圖書館尋找資料。柏林寺那邊的北京圖書館，很多新中國成立前出版的刊物堆在一個大房間里，讀者可以直接進去看。雍和宮對面是國子監，那時是首都圖書館，兩邊的廂房里有不少他用得上的舊書。東廠胡同一號，原來是日本人搞的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書也很豐富。20世紀50年代編寫的中央和地方的文史資料，匯集了不少辛亥老人的回憶，這些辛亥老人是歷史當事人，他們寫的辛亥前后的歷史，材料豐富，鮮活生動。用了十年時間，嚴安生終于完成了博士論文寫作，于1989年獲得了東京大學的博士學位。

這篇博士論文，就是后來的《日本留學精神史——近代中國知識人の軌跡》。

時空坐標：

尋繹歷史深處的邏輯

近代中國人的留學，原動力來自中國的衰敗與落后，特別是大批中國人赴日留學，更是以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作為起點。《馬關條約》的簽訂，無情地打碎了清朝天朝大國的美夢。甲午戰爭之后，列強在中國掀起了瓜分“勢力范圍”的狂潮，國人震驚，呼吁民族救亡和變法維新。變，成為時代最強音。要變，就需要變的目標和模板，明治維新后驟然強大的日本，就成了最好的鵠的?！叭毡拘闻d之暴也？”回繞在中國人頭腦中的共同問題是，一個小小的島國為什么會突然強大起來？強大到能夠戰勝清王朝這樣一個泱泱大國？日本成功的經驗是什么？這經驗中國是否可以借鑒？大規模的留日運動由是發生。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出現了大規模赴日留學現象。據實藤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三聯書店，1983年）統計，1898年留日人數為77人，1899年增加到143人，1901年留日學生266人，1902年727人，1903年1242人，1904年2557人。到1905年，留日學生已經達到8000人之眾。這個數字，超過當時中國赴世界其他國家留學人數的總和。這些留學生，有兄弟留日的，有父子留日的，有夫婦留日的，有全家留日的，甚至有全族留日的。單士厘《癸卯旅行記》記其1903年3月離別東京之際：“是行也，留兩子、一婦、一女婿、三外孫于東京，遠別能無黯然？然兩子、一婦、一婿分隸四校留學，漸漸進步……”

在這樣大規模的留學運動中，留日學生們經歷了怎樣的精神過程？摹畫這樣一個特殊年代這么多赴日留學者的精神世界，談何容易。喜歡邏輯思維的嚴安生，采取了畫時空坐標的做法。江蘇留日學生在《江蘇同鄉會創始記》中講到，留學生們“冀以留學所得貢獻母國，以為海外文明之渡舟焉”。懷抱強烈的愛國激情，把世界的發展介紹到中國，推動中國走向世界，為祖國盡一份心力，這可以說是20世紀初留日學生的共同心聲，也是嚴安生考察留學生們精神世界的原點和基點。確定了這個基點，他開始借用坐標線恢復歷史的時空。留日運動發生在中日兩國之間，而在那個激烈變化的時代，中日兩國的歷史也不斷在發生著劇烈的變化。難能可貴的是，嚴先生參照兩國的歷史發展劃出了坐標線，這是立體的往復線：

甲午戰敗之后，列強在中國掀起了瓜分“勢力范圍”的狂潮，受此震驚，在國內，有國人呼吁民族救亡和維新變法；在外面，日本乘機灌輸、拉攏的戰法奏效，啟發了國人“東洋對西洋”的意識，“黃白競爭”“黃種崛起”“東亞連帶論”甚囂塵上。這樣一種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葉的中國以及東亞的時空條件，成了發揮正面作用的橫的軸線。因此志士們大舉到“同文同種”的鄰國去尋求維新的范本。然而從留學生活的維度看，等待著他們的，還有一條經常發揮負面作用的軸線。這就是，漢唐以來的文化宗主國對附屬國，鴉片戰爭后半殖民地化的老大帝國對因明治維新成長起來的新興帝國，進而是甲午戰爭之后的被害國與加害國，在時間縱軸上的古今恩仇與位置關系的變遷。我把這種橫向、縱向的正負交錯作用視為留日精神史的整個磁場。

我曾經向嚴先生請教，您這一生的研究中對哪一部分最有心得？嚴先生回答說：從事留日精神史研究，體會最深的就是歷史邏輯的重要性。

嚴安生認為，歷史有歷史的現場，現場就有現場的邏輯。他沒有系統學習過歷史學，一旦進入歷史研究中，邏輯就成了他在歷史深處探索最重要的方法。他重視邏輯，反對任何單純羅列史實的敘事。比如，他認為留日運動歷史發展的時間序列很重要，在分析大規模留學運動的起點時，他提出，這一運動的動力源從一開始就來自中國和日本兩個方向。

對于留日運動，1898年意義絕大。那是中國激烈變革的年代，1897年年底，嚴譯《天演論》將達爾文進化論帶進中國，沖擊巨大?！斑m者生存”，不適者亡國滅種，這讓當時中國的精英們產生了強烈的危機感。一般認為，為推動國人留日，張之洞于1898年3月發表了《勸學篇》，這是中國人留日運動最重要的開端。此后，山東道監察御史楊深秀制定《游學日本章程》，上奏皇帝。6月1日，軍機處奏上具體方案，由總理衙門復奏，派遣學生留日由是成為國策。前有張之洞等人輿論上的倡導，后有清朝政府政策上的積極推動，遂出現了大規模中國學人留日運動。但嚴安生通過研究比對，指出歷史的另一條線索——在張之洞《勸學篇》發表之前，1898年1月，日本軍部派宇都宮等三人到張之洞處游說，鼓吹中國人留學日本的好處，并表達他們愿意盡力提供幫助的愿望，這正是促使張之洞寫作《勸學篇》的重要契機。而日本人之所以如此積極，是因為在三國干涉還遼之后，日本人業已將俄國視為首要敵人，動作最迅速的日本軍方已經開始嘗試拉攏中國人共同對付俄國。來自日本的思想灌輸和主動拉攏，是近代留日運動另一個重要原動力。

近代的東亞是一個風起云涌變化激烈的年代。幾年之間，留日運動的核心目標發生轉變，留日學生活動的歷史邏輯也因之發生變動。同是留學生，魯迅這一代是科舉制度體制之下的最后一代，按日本學者的說法，他們屬于末代科舉教育下最后一代政治青年，有傳統文化中的家國天下在心里。而郭沫若、郁達夫這一代留學生出國前受過初步的新學教育，在中國，他們是第一代新知識青年。他們遭遇的大正民主運動風起云涌的日本，也和明治日本有著根本不同。嚴安生就是這樣依照歷史的坐標系一步步還原中國近現代留學的歷史，進入魯迅、郭沫若等留學生思想產生的話語場景中的。在研究中，嚴安生特別重視文化摩擦，注重通過留學生經歷的歷史細節審視和分析人的精神變化。他將筆觸伸進日俄戰爭、萬國博覽會上“人類館事件”以及課堂、食堂、澡堂、宿舍等留學生的生活空間，通過現場找出歷史的邏輯所在，成功再現了一部近代中國學生留日精神生活的歷史。

驀然回首：

留學究竟是什么

從最早的公派留學算起，151年過去了。今天的中國人也許已經可以靜下心來思考，留學究竟是什么？

從大的方面說，留學生是連接起中國與世界精神文化傳輸的紐帶。然而到了一個個具體的留學生那里，留學又是一個人的漂泊，離開了呵護自己的親人，告別了熟悉的父母之邦，孤身遠行，走進完全不同的語言，完全不同的文化，完全陌生的生活。留學生們要經歷陌生人海中的孤獨，夜深時的寂寞和凄惶，要承受來自不同族群他者挑剔的目光，同時也會遭遇各種異域的美，看到不同文化的風景，打開一扇扇能透進霓虹七彩的天窗。151年中國人留學的精神歷程，有千種滋味，有萬種風光。

直到今天，成千上萬的年輕人，依舊走在留學的道路上。151年后的留學，回首家園，是否依舊滿懷故國情思，滿是落寞惆悵？矚望遠方，是否依舊滿懷豪情，將大風高唱？

回望20世紀的中國歷史，活躍其間的許多人都曾經留學日本。他們有的是中國革命的第一批烈士，有的是中國政治的重要推動者，有的是中國民族工業和民族商業的骨干力量，有的領軍于中國思想文化界，對推動中國文化轉型起到重要作用，還有相當一部分人致力于科學與教育，為中國后來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所有這一切都在陳述同一個事實，那就是留日學生是推動20世紀中國歷史發展的一股重要力量。留日學生能在眾多領域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并非偶然。嚴先生在回憶他這一代人的留學生活時曾感慨，自己和魯迅那一代人一樣，都是在中國經濟落后的情況下留學的。落后這一事實給留學生個人帶來巨大的震動和沖擊，激起他們奮起直追的勇氣。

如果我們把近代中國人留學日本運動看成第一次浪潮，將改革開放以后中國人大批留學日本比喻成留日的第二次浪潮，那么當第一次浪潮消散，塵埃落定后，我們看到魯迅、郭沫若、郁達夫等成了一個時代的歷史標志性人物；經歷歲月淘洗，今天，第二次浪潮也已趨于沉寂，我們同樣看到一批優秀學者沉淀下來。憑借在留學史研究領域的貢獻，嚴安生先生注定將成為第二代留日學人中的標志性人物之一。

（作者：劉曉峰，系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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